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對洗錢罪進行了修改，將自洗錢入刑，進一步嚴密了刑事法網。實踐中，對于自洗錢行為罪與非罪、此罪與彼罪、犯罪數額等認定容易存在不同認識，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。
甲，中共黨員，A市某商業銀行黨委書記、行長；乙，A市某房地產公司實際控制人；丙，甲妻弟，A市某外貿進出口公司實際控制人。2020年5月，乙公司因繳納某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讓金需要資金，找甲幫忙。甲幫助乙公司獲得A市某商業銀行貸款5000萬元，貸款期限1年。貸款發放后，為感謝甲，2020年下半年某日，乙送給甲10根金條，每根重1kg，購買單價40萬元，總價值400萬元。甲收下存于家中。2021年5月，甲將其中6根金條交給丙讓其變賣，獲得240萬元。之后，甲將此240萬元分批存入由其實際控制的丙銀行卡中。甲將另外4根金條帶至老家的保險柜中存放。2021年下半年，乙在甲的幫助下續貸成功，為表感謝，又送給甲現金300萬元。甲將其中200萬元交給丙，要求其通過訂立虛假貿易合同的形式，轉至國外丙實際控制的分公司，并由分公司財務轉給甲之子。甲將另外100萬元用于日常生活開支，案發時已用完。
本案中，對甲構成受賄罪無異議，但對其是否構成洗錢罪或其他犯罪，以及如何認定洗錢的數額，存在不同意見。第一種意見認為，甲上述處理贓款的行為均構成自洗錢，數額應認定為700萬元。第二種意見認為，甲將其中4根金條帶回老家保管的行為構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，其他處理贓款行為構成自洗錢，數額應認定為540萬元。第三種意見認為，甲將4根金條帶回老家保管的行為既不構成自洗錢，也不構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；100萬元用于家庭日常開支也不能認定為自洗錢；但其余行為均構成自洗錢，洗錢數額應認定為440萬元。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。理由如下：
首先，甲將6根金條交由丙變賣，并將變賣所得存入其實際控制的丙銀行卡中的行為構成自洗錢。所謂自洗錢，是指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在實施相關上游犯罪后，為掩飾、隱瞞其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收益的來源和性質而實施的行為。洗錢罪所侵害的法益，主要包括國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。本案中，甲將受賄所得的6根金條交由丙變賣，并將變賣后所得現金存入其實際控制的他人銀行卡中，不僅僅改變了賄賂物的原有狀態，而且具有掩飾、隱瞞受賄所得的主觀故意，且借助了相關的金融工具，對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侵害，因此甲的此行為構成自洗錢。與之不同的是，甲將4根金條帶回老家保管的行為僅是對贓物的物理性轉移，不構成自洗錢，也不構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因該罪的犯罪主體不包括上游犯罪實施人，而是幫助犯罪分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。如果是上游犯罪行為人實施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行為，則屬于在犯罪后對贓物的處理行為，不另行定罪處罰。但甲作為中共黨員，其上述行為系轉移、隱匿證據的行為，目的是逃避、對抗組織審查，應當作違紀行為評價。
其次，甲將受賄所得200萬元以虛假貿易的形式，通過丙公司匯至國外并交給其子的行為構成自洗錢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對洗錢罪的客觀行為進行了規定，具體包括5種情形：提供資金帳戶的；將財產轉換為現金、金融票據、有價證券的；通過轉帳或者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的；跨境轉移資產的；以其他方法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。2024年8月20日施行的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，對上述第（五）項情形又進一步細化為7種類型，包括通過虛構交易、虛設債權債務、虛假擔保、虛報收入等方式，轉移、轉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。本案中，甲以虛假貿易的方式，指使丙將其受賄所得通過丙公司轉移至國外，屬于跨境轉移資產，因此構成自洗錢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甲將100萬元用于家庭日常支出，屬于對贓款的后續處置，其沒有故意掩飾、隱瞞受賄所得的性質和來源，也沒有造成新的法益侵害，亦沒有改變或者超出上游犯罪行為所能評價的范圍，屬于“事后不可罰”行為，因此不構成自洗錢。此外，對在2021年3月1日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生效之前已實施完成的自洗錢行為，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，不應作為犯罪追訴。（江西省直機關紀檢監察工委 尹明燦）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